10月8日至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今次会议普遍被海内外认为是攸关中国未来走向的重大政策会议。当局表示，此次会议首要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而社会问题作为主要议题提交中共中央全会专门讨论，这在中共党史上尚属首次，其中深意耐人寻味。有论者甚至认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三项方略已在胡锦涛执政过程中日趋系统化，将成为继“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后，中共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新“三大法宝”，此足见和谐社会在当今中国政治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本社汇选有关舆论，供读者参考。（评论员：柯 冠）
一、轮廓逐渐清晰 社会发展目标定位
1、发展模式成形 影响未来政策走向
十六届六中全会11日闭幕，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决定中共十七大于2007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认为，十六届六中全会是以报告和文件的形式把和谐社会变成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十六届二、三、四、五中全会可以看出，以人为本、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等等理念的提出，使构建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框架逐渐清晰。（北京人民网）
六中全会可以说是对十六大以来几次全会精神和中共的路线方针进行概括、总结、提高，形成了中共未来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总的发展目标。这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共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形成了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战略目标的定位，可以说，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发展路径的中国发展模式已然成形。（北京《中国经营报》）
可以想见，中共六中全会之后，就经济发展的施政方向而言，中国将从“效率”转向“公平”倾斜。于是，中国社会保障的力度将会加强，并从城市辐射进入农村；于是，官商勾结将被定位为“特殊利益集团”而遭严厉打击；于是，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将被一步步剥离。（法国《欧洲时报》）
2、中共战略思维 关注经济转向民生
新一届中央高层2003年上台以来，适逢中国社会沉屙和体制积弊终于显化的矛盾多发时期。SARS疫情、孙志刚事件、禽流感蔓延、农民讨薪潮、信访洪峰、矿难潮、环保风暴、改革大争论……在频频遭遇社会危机、及时化解民生风险的过程中，执政党开始扭转一些地方官员的错误执政理念，方向盘由关注经济转向民生为本，中国大船开始向社会民生航道靠近。（香港《香港商报》）
中共这一战略思维的变化，还体现在六中全会前实施的一系列大动作上：
首先，在国务院层面，努力解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职能严重“缺位”的问题。从100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内容不难看出，食品药品市场整治、爱滋病防治、安全生产、科教文卫、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控制房屋拆迁、信访条例……这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议题占据了常务会议的一半议程。
其次，高层致力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缩小收入差距，平息日益增高的民怨。今年7月，在公务员工资改革、中低收入阶层加薪的同时，国家电网公司下属24个省市的电力公司管理层降薪1/3左右，中石油、中石化、烟草等其他垄断巨头近期召开的内部会议都离不开降薪话题，一场“降薪风暴”似乎正在高收入垄断行业酝酿。
第三，中共高层亲自部署，舒缓劳资矛盾，协调利益关系。在缓解贫富差距、修正分配不公的同时，协调利益关系、化解内部矛盾成为中央打造社会和谐的又一着力点，其中劳资关系成为突破口之一。
第四，中共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指标，从原先看重GDP转变为注重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经济指标向社会指标倾斜。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官员政绩观，在高层宣导下，一个渐趋全面合理的官员政绩评价体系今年以来正浮出水面。“幸福感”作为衡量地方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已摆上多数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
第五，以打击商业贿赂为重点，拿下一批高官和富商，针对官商勾结，反腐败向社会层面延伸。（香港《紫荆杂志》）
3、酝酿政治转型 共建共用和谐社会
六中全会开宗明义强调，中国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认为，“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意思虽早有体现，但这一表述也属最新总结。（北京《瞭望》周刊）
叶笃初认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牵涉到全社会，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我的印象中，近年来从来没有哪次中央全会如此牵动人心，如此引起社会广泛关切。”（北京《瞭望》周刊）
六中全会为纠正社会失衡而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政策调整方案，将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影响大陆的发展方向。中共历史上曾经开过多次纠正政策偏差的“纠偏”会。此前的一次重大政策调整，是改革开放决策。与之相比，改革开放所面对的问题，主要还是国家积累不足以国民消费的问题，亦即是“穷国家如何设法填饱穷光蛋肚子”的问题。如今所面临的问题则主要是，虽然国家库房盘满钵满，但环境透支严重，尤其是社会贫富悬殊严重；虽然穷光蛋能够吃上肉，但因为血汗钱的增长幅度远远跟不上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增长，民众生存保障开支方面的压力愈来愈不堪承受，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加拿大星网）
从决策思路来看，改革开放对策所侧重的是解决社会效率低下的问题，以力求尽快完成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过渡的原始资本积累。六中全会所要侧重解决的，则是社会公平正义缺失的问题，以力求尽快恢复社会常态运行。可以说，这次会议要为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欠帐付出代价。（美国《星岛日报》）
二、六中全会主要议题 构建和谐社会
1、中共中央全会 首次专门研究社会事务
外界普遍认为，六中全会已在理论上将“构建和谐社会”推到自提出以来的最高点，为和谐社会理论作为中共新的指导思想并在十七大时进入党章铺平道路。而社会问题作为主要议题提交中国执政党中央全会专门讨论，这在中共党史上尚属首次，其中深意耐人寻味。（泰国《世界日报》）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迅速成为贫富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达3.22∶1，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实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在3倍以上。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另外，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很大，中国东部最富省份与西部最穷省份的人均GDP差距达10多倍。贫富差距过大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不和谐因素之一。（北京人民网）
分析人士说，六中全会将着重研究从体制上、机制上来保障社会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就业，并可能在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险等几个重点领域进行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以利低收入者和贫困群体分享更多改革和发展成果。（新加坡《联合早报》）
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将加快建立一个虽然水准低但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体系将包括：在农村先建立一些初级形式的保障，比如，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在农村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城市推进社区建设，对城市贫困家庭的教育、基本医疗以及水、电、气、公共交通价格调整给予适当补贴等。有专家指出，“在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时，要把减少机会不公平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而在机会均等的问题上，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投资教育。”（法国《欧洲时报》）
2、中共理论创新 汲取西方政党执政理念
有观察人士认为，通过近来中共官方媒体报导，不难看出中共高层正力图转变中共的执政纲领。六中全会将对胡锦涛的执政理论做出权威阐述，将会毫不讳言要借鉴汲取西方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理念，该人士援引胡锦涛的原话说，“我们要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学习外国执政党的执政经验和教训”。（美国《侨报》）
据悉，这里所说的“就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经验”。因此，六中全会表明胡锦涛的执政理念，大力宣扬在追求和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谋求发展，改变“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对以往政策做出纠正。
六中全会显示，中共高层与时俱进，就如何实现中国的社会和谐做出理论解释，为中共理论做出的一项重大创新。（美国《侨报》）
3、现实问题严峻 和谐社会亟待制度创新
中共六中全会将建设和谐社会定为主题，这是各界意料之中的。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人们已经注意到，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已经悄然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证转移到制度建设层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说到底，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上来，否则既不能推动和谐社会理念的落实，更不能保障和谐社会已有的建设成果。（德国《德国之声》）
在十六大之后，很多政策，尤其是社会政策，是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的。从前只讲“亲商”，现在在延续“亲商”的同时加上了“亲民”。从实行社会低保政策到近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各种政策从其目标来看是要建设和谐社会的。
最近的一连串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出台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在党的方面，中共中央颁布了五个人事制度改革档，同时系统地颁布这些档，表明中共意在建立一个完整的吏治制度。这五个档直接针对的是党政干部中间日益盛行的各种形式的腐败行为，其实施可以强化传统“党管干部”的原则。在政府方面，全国人大通过审议20年而未能通过的《监督法》。《监督法》最直接的目标就是监督“一府两院”(即政府、法院和检察院)。该法律的通过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应当成为人民代表监督政府的起点。
应当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法律和规章的通过，并不能等同于它们所针对的问题从此可以解决了。在实践层面，法律和规章的实施要比它们的制定来得重要。而法律和规章的实施是中国面临最困难的问题。（新加坡《联合早报》）
而要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殊为不易，难度极大。主要的困难在于：
一，和谐社会的目标不是低层次的，十分之高，不是轻易可以达到的。从目前的舆论来看，和谐社会的主要定义，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理想社会了。公平、包容、富裕等等，都出现在和谐社会的概念之中。事实上，社会要和谐，离不开稳定与繁荣，离不开公平与合理。在当前的中国，如何做到公平，是一个重大的新课题。
二，和谐社会在中国实现的难度之大，是与国情紧密相关的。中国社会差距大，地理的差距、经济的差距、文化教育的差距、社会阶层的差距，构成了复杂的多元的社会，摩擦的机会多，和谐的机会来之不易。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谐社会的实现是在经济高度发达之后才实现的。与西方相比，中国是超前追求实现和谐社会。
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其实是要重建中国社会的现代文明，其中触及到了民族的思想深处，要求人民的思想意识要作革命的变化，要抛弃很多旧的思想、旧的传统。这是不容易的。仅仅以包容性举例，和谐的重要方面，离不开包容，但是要做到广阔的包容，中国社会还有相当的距离。（香港中评社）
三、加紧收入分配改革 缓解贫富差距
1、收入分配不公平 贫富悬殊主因
分析人士预测，六中全会后，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中共将加紧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措施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使全体人民共用改革发展成果，稳步迈向共同富裕。（北京《求是》杂志）
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在曾刊发文章称，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准，若不采取有效措施，五年内将恶化为“红灯”危险水准。（泰国《亚洲时报》）
收入分配问题已牵动着几乎所有层级的中国人的神经。今年年初，“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公布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名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在回答“当前中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2006年改革的关注重点是什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占鳌头；“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贫富悬殊”居榜首。（新加坡《联合早报》）
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知名经济学者樊纲、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曹远征等人也直指体制是导致国民收入悬殊的首要原因，认为贫富差距拉大首先是国有垄断、政府管制的旧体制没有改革到位。（北京国际线上网）
2、规范垄断业收入 已成改革重点
早在今年5月14日的一次高层论坛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直言“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此被视作当局将对垄断行业高收入采取措施的信号。
步正发的讲话引述有关统计数据称，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到3倍，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待遇，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美国《侨报》）
垄断行业工资为什么高出人均工资的10倍？按劳取酬，一直是社会理顺分配秩序和分配关系的基本原则。但在行业垄断下，往往是谁拥有垄断权、掌握垄断资源，谁的工资福利就高、待遇就好，这已是工资分配秩序的“潜规则”。（北京《中国青年报》）
3、改革公务员薪酬 弥合收入差距
自1998年以来，大陆公务员几乎年年有薪加，至今已6次加薪。现在的第7次加薪是在2003年酝酿，北京、广东、上海等地已试点进行。跟以往每次加薪50或100元不同的是，这次加薪达到800元甚至上千元，工资单数字大幅增长，北京市则有人们称之为“三五八一”的工程，意即在新工资制度下，科级官员年薪3万元，处级5万，厅级8万，部级则是10万。
这次工资改革的特色，是“阳光工资”，即所有工资都体现在工资单上，减少灰色隐形收入。（香港《成报》）
纵观世界各国公务员工资标准设定的经验，公务员工资标准设定不仅在原则上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紧密相连，在具体操作方式上也要与GDP、物价指数、恩格尔系数等经济指数挂钩，这种设定方式不仅保证了公务员工资标准的稳定性，也考虑到了与时俱进调整工资标准的必要性，比较科学也能够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因而值得中国参考和借鉴。（北京国际线上网）
公务员收入遭受质疑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每一次加薪，实际上都是政府自己说了算。中国现行公务员待遇制度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中、初级公务员工资的确不高，这应该通过改革来解决。但是公务员并不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其收入如何改革就该有章法，不能政府自己说了算。如何确定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范围及其标准；公务员工资跟其他职业工资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如何协调其中的关系才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公务员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加工资，在什么条件下不但不能加还要减工资（比如遇到重大灾难、未按照《教育法》投足经费等，就该减工资）；公务员加减工资如何考核，由谁来考核，谁来监督等等，都应该建立相关制度来考量。（北京《中国青年报》）
四、达致公平正义 防控特殊利益集团
1、警惕特殊利益集团 六中全会基调
在今次六中全会来临之际，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有关“抑制和防范‘特殊利益集团’衍生”的报导，为会议主题造势，引人关注。
报导一开头点出，驻北京的一些观察家说，中国政府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将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团”，以免其损害公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和谐。（新加坡《联合早报》）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不断增生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某些利益集团很可能趁社会正在转型、体制和制度尚未完善之机，通过贿赂、收买、腐蚀政府官员的“钱权交易”非法途径，形成损害公共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
中国的电力、交通、电信、能源等垄断行业颇受公众的不满，因为它们长期盘踞公共资源高地并独占利润，把相当一部分应当归社会共用的成果变成部门利益，享受过高的收入和过高的福利。（马来西亚《南洋商报》）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指出：“社会公正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和本质特点。胡锦涛总书记重提社会公正，并把它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预示着中国政府职能定位的回归。”（北京新华网）
2、完善下情上达机制 根除滋生土壤
有观察家指出，六中全会后，中国将着力于加强防范“特殊利益集团”影响行政立法，疏通和增加民众的利益表达、诉求管道，着手建立完善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青连斌称，如今社会利益诉求正在加速多元化，此一方面要求现有的诉求管道保持畅通，另一方面要求拓展新的更加有效的表达和诉求管道。
一些分析人士预测，六中全会后，中国将着力于加强防范“强势利益集团”影响行政立法，建立完善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中国将逐步推行直选地方党政干部的方式来畅通和拓宽民众利益诉求管道，民众的利益诉求将在更高、更广的选举制度层次上得到体现。今后，中国还将更多地利用网路、传统媒体、听证会等手段为民众畅通利益诉求管道。（泰国《新中原报》）
3、强力协调利益集团 将有具体动作
深圳大学教授黄卫平说，六中全会后，中共肯定会进一步采取强有力措施去协调各利益集团、各利益群体和各利益阶层之间的关系。
其实，中国高层在今年五、六月就开始在反垄断方面采取新动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反垄断法草案”，希望通过立法治理行政和行业垄断，为市场经济创造更加公平的环境。现在反垄断的意识似乎已提升至到警惕特殊利益集团。（香港星岛环球网）
中国的改革正在从经济领域渐入政治领域。而所谓特殊利益集团，自然也会寻求符合其利益的政治代言人。中共对此能否成功抑制和防范，想必各方拭目以待。（法国《欧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