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德国、日本刑法教科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许多教科书从来都是著作性的，而不是主编性的，他们的教科书的生命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几十年或者上百年之后，他们的教科书仍然是学者们旁征博引、津津乐道的理论依据，不象我国的刑法教科书由于刑法的修改或者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是）出台而无人问津，几乎成为废纸，可怜地被摆在图书馆的最底层，甚至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此时，我就在思考，他们的刑法教科书为什么能有这么长的生命力，他们的刑法解释学为什么能这么繁荣，他们思考刑法问题的思维为什么能这么缜密，他们论证刑法问题的逻辑为什么这么严谨。每当在阅读刑法著作的时候，我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思考、去关注。有一天，当我阅读到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学者陈子平在其刑法教科书――《刑法总论》（台湾元照出版公司出版）中的一段序言的时候，我的答案总算找到了。
陈教授当年曾经师从日本著名的刑法学者曾根威彦教授，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位年仅41岁的著名刑法教授，可陈教授却一直未看到先生自己撰写的刑法教科书，于是深感纳闷。在以此与教授喝咖啡聊天时，陈教授就带着这个问题问先生：“为何尚未出版社自己的刑法教科书？”教授回答说：“要等到50岁才会出教科书。”陈教授一时之间并无法了解原因何在，在等到多所接触之后，才比较深入了解日本学界的现象，对于日本学者而言，毕竟出一本教科书（体系书）代表其自身在该专业领域的思想结晶，所以，诸多日本学者的教科书几乎是在年逾50岁之后才问世的。原来如此！我不禁地为自己找到答案而兴奋不已，并对中国刑法教科书的现状感到阵阵的悲哀。
在中国刑法教科书中，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是前苏联遗留下的陋习――主编制，一些年纪轻轻的刑法学者也学会了这种坏毛病，在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刑法基本问题的情况下，贸然出版自己的刑法教科书。这些主编制的刑法教科书中的主编（包括执行主编）几乎都是由我国刑法学界一些比较有名的刑法学者担任，而各章的撰写任务则由各个学者单独完成，这样的教科书不可能有着自己的刑法基本立场，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刑法学体系，不可能将一种刑法立场贯彻到教科书中去。我们分明看到的是观点互相冲突、学术立场摇摆不定的理论阐述，有些是充满着浓厚的意识形态的痕迹，言必称“刑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打击犯罪的有力工具。”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有些刑法教科书是互相抄袭，在论述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八股文”风格，使人阅读起来的时候总是那么的枯燥无味，那么的千人一面、似曾相识。
为了革除这种陋习，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兴良教授（《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张明楷教授（《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周光权教授（《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刑法教科书，给枯燥的中国刑法教科书吹来一阵轻轻的春风，扭转了中国长期以来主编刑法教科书的风气。这些教科书在犯罪论上完全改变了继承苏联“四个构成要件”体系风格，有的是采用“罪体――罪责――罪量”的体系构建，有的采用了“客观（违法）的构成要讲――主观（有责）的构成要件”的体系或者采用德日刑法中的普遍性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并且他们将总论中的体系努力地贯彻到分论体系的结构安排上。在行文风格上，彻底摒弃了传统“八股文”的写作风格，阅读这样一些著作犹如沐春风，视野顿时开阔了许多，思维也顿然活跃起来。
坚持著作式的教科书，坚决摒弃主编制的教科书将会成为未来（5－10年）中国刑法学界的主流思潮。中国刑法学要发展，就得革除主编制的刑法教科书，这是刑法学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2008-3-16有感于武汉大学珞珈山山樱花盛开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