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观察网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座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教授、主任。

　　眼下，中国的民众、企业、各级政府最关注的是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各种负增长：投资负增长、出口负增长、就业负增长以至经济整体的负增长。刚刚开始的这次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震荡是毫无疑问的，各国政府至今为止的反应与对策也是史无前例的。这次危机可能延续一两年，也可能更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场危机与经济负增长迟早会过去。危机过后回头看，这场震荡只不过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的一次周期性波动而已。虽然这次波动的来势之迅猛、波动的深度、广度与一般的波动有所不同，但它毕竟是暂时的。这种经济危机对人类社会来说已不是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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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解放前我国农村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矛盾制约下，逐渐出现了土地占有权逐渐分散、而使用权相对集中的趋向。由于高地租率的压力，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只能向生产能力强的自耕农（亦即中农和富农）集中。因此，早在解放前土地产权即已经是“两权分离”了，这其实也是使资源配置相对合理从而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的制度因素。小农的基本行为取向是尽可能多地租种土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来增加剩余、从而稳定农业生产；但同时又会使人口随之不断增加，落入发展经济学指出的“增长陷阱”［２］。我们熟悉到，土地占有上的不平等不是农村贫困、小农破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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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历史上发生了几次演变，对现阶段的供给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然而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并不乐观，存在一系列体制性的问题。必须通过体制创新来建立和完善新形势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变迁；困境；机制创新

一、引言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由政府或政府的代理组织、农村合作组织所提供的，农民在农村范围内共同消费的、或为“三农”服务的社会产品或服务。这一定义包含三层含义：农村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农村公共产品主要是用于满足“三农”公共需要的；农村公共产品仅局限于农村这个特定的区域范围。从2002年起，中央提出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推动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主体支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格局。但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问题多且相当复杂，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所有问题。农村税费改革主要是改革收费制度，改革基本局限于规范乡镇行为，调整的只是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而没有触及国家分配政策和国家税收制度，所以难以实现彻底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税费改革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机制改革等深层次问题，需要除了税费改革外更多的配套改革。而现有的一些配套改革如乡镇机构、农村教育的配套改革虽然在各地不同程度开展，但是效果不明显，且财政缺口仍然很大。“正税除费”的同时，由于税率提高，农业税增加的部分留给乡镇，村级减收较大。收费的平台拆除后，乡镇和村执行从中央到省、地、县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的功能逐渐弱化，但乡村两级财政匮乏削弱了为社区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一些村里的公共事务便处于无人管理的荒废状态中，小学校舍要修理没人管，道路、水渠、涵洞无人疏通修理。当乡村组织变得消极，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公共品供给成为难题时，农民不得不各自为战解决公共品提供不足留下的难题，因此不得不付出较以前多得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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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老人拽着我们这个国家从既灾难重重的鼠年向被寄予无穷期望的牛年跨越之际，一个新闻事件使中国社会翻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涟漪。这个新闻事件就是“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这项其实至今仍然面目不清的“改革”使中国几乎所有的阶层都被牵扯进去，在媒体上连续不断地热闹至今。2009年的两会即将召开，可以想见，这个热门话题也将进入3月的展示国家最高权力的会议上。



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协商一致”的社会，因此，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上，让各社会群体、各社会阶层能够把话淋漓尽致地说出来，然后经过沟通、交流、互动、协商、妥协、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才是民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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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维持小农经济，使九亿农民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这应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保持了稳定的最大秘诀。将大量农民转移进城市，鼓励农民消费，则可能使农民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生活满意度下降。福利不等于消费，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九亿农民的“低消费、高福利”实践可能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将物化的人解放出来，创造真正的人的价值。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了保护环境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政府还提出了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奇怪的是，在实践中我们着力的仍然不是勤俭节约，相反却是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甚至将建立全民社保等惠民工程的合理性也定位在有助于鼓励消费上。我们似乎不明白或者不愿明白，正是高消费带来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导致了高污染和高浪费，超出了人的自然需求的畸形消费也异化了人的价值。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当前中国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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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复制的现代化

中国的乡村建设，如果说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些问题算是热点的话，其实它早就热过了。

在巴黎和会之后，当中国第一次试图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瓜分世界的这样一场宴席，结果是被赶出门外。事实上在一次大战，当帝国主义第一次想把这个世界按照它的秩序瓜分的时候，中国就曾经为了工业化而追求一个摆脱类似于殖民地的原料、市场等这种地位，那时的尴尬境遇是个教训：按照西方人所走的工业化、现代化的路，对它来说没有条件，西方列强已经关门了，不可能了。

今天其实也是这样，当中国产业资本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在全球具有第四位的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时候，它能否走西方工业化伴随着帝国主义化这条路？如果不能，那么我们首先就得否定一个东西，destruct modernization，“解构现代化”，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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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代是一种生物学事实,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作为社会事实的“代”或“代际关系”所以会成为问题,和社会学一样,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出现有关——或者干脆说,代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进一步,20 世纪代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一样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文章通过对近代以来代问题的出现与加剧的探讨,指出代沟的出现或代际认同的消解,本身就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产儿。

关键词：代际关系　全球化　现代性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已经波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全球化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的同时,它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或者一种分析框架。无论在经济与市场研究、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国家与社会研究、消费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还是女性研究中,全球化的讨论都能够为人们找到一条与以往的研究迥然不同的分析路径。而我们关心的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入手,我们能够从何种程度上重新解释自工业革命以来就不断引发人们争议的代际关系? 我们会看到,近代以来越演越烈的代际冲突,或所谓代沟(generation gap) ,不仅受到现代性及因现代性的扩展而产生的全球化的影响,而且事实上延续了数千年的代际认同的消解,或代际冲突的频仍,本身就是现代性或全球化的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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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是一门大学问。社会建设在今日之中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狠抓GDP是应该的。GDP蒸蒸日上是天大的好事。GDP过去是、今后仍然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可是，要防止片面性，不能搞GDP拜物教。GDP上去了，不完全等于经济上去了。经济上去了，更不等于社会建设上去了。不搞市场经济国家富不起来，如果搞权力进入市场的“泛市场化”，丢掉了国魂，国家也强不起来。社会的需要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布局和结构。不重视协同发展，不强调社会要同经济齐飞，有时候经济上去了，社会建设反而会掉下来。生产长一尺，群体性事件长一尺多的严酷现实告诉我们：把GDP增长所带来的财政，砸到对付上访、陪访上，是无效的GDP。因片面追求GDP，动歪脑筋，而引发出群体性事件，这种GDP是破坏性的GDP。社会建设投入少，维稳成本就高。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假若早一点把那笔财政用到社会建设上，不就可以消灾了吗？至少不会有那么多群体性事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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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国的农民问题那么难解决？三农的问题那么复杂？政策每年都在出，而且都是一号文件，是最重要的政策，但是见效甚微。原因就是没有抓住根本，是在外围兜圈子。核心问题是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1]。

土地私有化只会使现在相对贫穷的农民变得更富，君不见，台湾的很多农民比城里人富，就是因为他们有大块土地完全的所有权[2]。

令人不解的是，因照搬“私有化+市场化”教条而失败的经验比比皆是，而理论界的不少学者却依然对其深信不疑[3]。

假定土地私有化就能更好地保障农民的权益与收益，这是对世界历史，尤其是近代社会转型史的惊人无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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